假幣擾亂江南經濟
　嘉定十六年（1223），寧宗皇帝趙擴收到一官員的奏章，稱：“年來偽楮（偽造紙幣）日甚”，兌屆回收數量超過發(fā)行數量。對此，寧宗深感憂慮。兩宋政府發(fā)行的紙幣，無論是交子，還是錢引、會子，均實行分屆發(fā)行，定期回收。每兩年一屆，后延長到四年，甚至八年一屆。奏章中寫道：一屆紙幣發(fā)行以后，“耗于水火，耗于破損”，再加上其他原因逾屆沒能兌換，數量理應大為減少，然而到了紙幣的回收日期，“其數常溢，則偽楮（假幣）之多可知也”。早在南宋初期，川陜宣撫使張浚就破獲了偽造紙幣的團伙，逮捕案犯50人，繳獲錢引達30萬貫。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還記載：“有士人教之（盤踞在宋金邊界地區(qū)的李全割據政權），以依朝廷樣式造楮券（紙幣），（李）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場，人莫能變，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因為李全偽造的紙幣太多，能以假亂真，使得江南的貨幣貶值，攪亂了經濟秩序。
水紋紙上暗紋豐富
早期的水紋紙多是些信箋、詩箋、法帖紙等。到宋代，造水紋紙的工藝便被用于紙幣防偽。隨后，在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向外國傳播。13世紀，意大利工匠在抄紙網上編制出字母數字或圖像，使紙頁上留有水印作為商標，這是西方首次應用水印。時至今日，水印廣泛用于印制需有防偽性的高級公文紙、鈔票、護照、證書、賬冊等。當然，現代水印紙要比印交子時精密得多，是將濕紙通過圓網或長網造紙機上飾有凹凸花紋的水銀輥和壓榨輥等印壓而成，分為黑水印、白水印、陰陽紋水印、濕壓水印、仿水印等多種。

　　盡管防偽水印種類繁多，追根溯源，均來自唐代成都人始創(chuàng)的水紋紙。這是成都人在造紙史上又一頁光輝燦爛的記錄。川紙印幣最能防偽
在宋代，印制紙幣主要有三個關鍵點：一是模板，最初是用木雕，后改為銅版。模板除了文字外，還有“隱秘題號”，有“屋木人物”圖案。二是印刷，有用同一色紙印造，也有用套色，多采用朱、墨兩色，還有官印，有花押（行草體的簽字）。三是印紙幣的紙張需特別制造。包括交子在內的宋代紙幣用紙均在成都制造。如果將紙幣的制造與《天工開物》記載的銅錢制造過程相比較，實際上制造紙幣的難度遠遠大于制造銅錢，偽造不易。《宋史•食貨志》記載：“前之二界（發(fā)行的紙幣），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制不茍，民欲為偽，尚或難之。”蘇轍曾說：“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說交子因輕便而受歡迎，實際價值超出了面值，從一個側面說明交子發(fā)行初期鮮有仿冒者。但是，宋政府為應對軍事和政治上日益龐大的開支，紙幣發(fā)行量越來越大，動輒上億貫，紙的需求激增，成都特制楮紙供不應求，便采用徽州紙和行都（杭州）的特制紙彌補不足，而民間造紙技術水平足以以假亂真、仿冒徽紙和行都紙，“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于前，故昔之為偽者難，今之為偽者易。”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一官員建議：“辰愚以為抄撩之際，增添紙料，寬假工程（指不強求產量），務極精致，使人不能為偽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為之勸，厲為之防，使人不敢為偽者，次也。”這位官員強調：要防范偽造紙幣者，上上之策是在紙上狠下工夫，使人難以仿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