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分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是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文物，它既包括不可移動文物，也包括可移動文物。前者如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現代重要史跡等，后者以歷史上各時代重要實物、藝術品、文獻、手稿、圖書資料等為代表。此外，物質文化遺產還囊括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印刷術的起源之“爭”：一個有解的懸案

　　作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結合體，我國的印刷文化遺產也相應地包含了兩個方面。歷史上各時期印刷出版的重要文獻和圖書資料以及相關的重要實物等可移動文物是物質層面的印刷文化遺產；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義的各類印刷工藝技能，則可稱為非物質層面的印刷文化遺產。

　　印刷文化遺產的保護對中國而言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任務，它甚至涉及國家文化安全層面。作為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印刷術發明權的歸屬問題，就成為一道有解的難題。中國是印刷術的發明國，這基本上已是國際學術界共識。然而，印刷術的起源之爭，實質上至今仍未完全停息。少數外國學者、媒體不斷試圖否認、挑戰中國發明印刷術，甚至已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金屬活字印刷術為世界文化遺產。他們時不時發起爭論或提出異議，其中一些細節問題甚至成為難以定論的學術公案。目前，國際上除了一些印刷史、科技史等領域的學者堅持認定印刷術是中國發明的以外，不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公眾及大眾傳媒，則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誤導。這不僅挑戰了我國作為文明古國擁有印刷術發明權的歷史事實，而且也威脅著傳統科技文化遺產的保護。印刷術的發明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捍衛我國印刷術的發明權有著重要的文化戰略意義。相關領域的專家，尤其是中國的學者，有責任加強此方面的研究和傳播，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讓世界人民熟知中國在印刷術發展史上的貢獻。

　　電子媒體時代的書籍史研究：反潮流的潮流

　　加強對印刷文化的研究將會推動印刷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面對電子媒介在傳播信息、交流知識中作用越來越大的態勢，從20世紀后期開始，就有許多人預言：電子時代不久將取代傳統的印刷時代。在數字圖書館的浪潮中，很多人預言：傳統的保存紙本圖書的圖書館將演變為紙本文獻博物館——而博物館的本質則就是保存文物遺產的場所。

　　就在許多文化評論家慨嘆社會不再重視書籍和閱讀時，國際學術界興起了研究書籍史的熱潮，有些學者把書籍和閱讀視作一個新研究領域的重點。這一新領域稱為書籍史。所研究的就是印刷品生產和發行的來龍去脈，探討書籍對社會生活和文化的影響。

　　書籍史受到重視，在某種程度上與電子媒介產品的興起與發展有關。電子媒介能力的不斷加強，使印刷文化更為引人注目，并給人們提供了認識印刷文化的一個可供比較的基礎。

　　隨著數字閱讀與無紙印刷時代的來臨，基于紙媒介的印刷文化將作為人類一個漫長歷史階段的文明傳播模式，其特有的信息傳播與復制形態將給人們留下豐富的文化研究遺產。發掘和保護我國傳統的古老印刷工藝和珍稀印刷文獻，深刻探究人類社會在紙本印刷時代與數字印刷時代所進行的文化傳播行為的差異，將是一個跨時代、跨學科領域的重大研究課題。

　　保護世界印刷術的“活化石”

　　我國古老的印刷技藝如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手工藝需要靠一代代接班人傳承，所以，其操作工藝的傳承與保護以及專業人才的培養是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兩大任務。

　　所謂雕版印刷技藝，就是運用刀具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或圖案，再用墨、紙、絹等材料刷印、裝訂成書籍的一種特殊技藝，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比活字印刷技藝早400多年，它開創了人類復制技術的先河，承載了難以計量的歷史文化信息，是世界印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于雕版印刷技藝方面，國內目前還有一些“活化石”的留存。它們是：

　　其一，木版水印，其專業學名是古代彩色版畫印刷術。它是在繼承了明代胡正言發明的饾版、拱花技術上發展起來的。這種技術根據畫稿筆跡和設色的深淺、濃淡等，分別進行描摹，刻成若干板塊，然后對照原作，由深至淺，依次疊印。2006年，北京市榮寶齋申報的木版水印技藝入選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896年，榮寶齋設“榮寶齋帖套作”機構，開創木版水印事業。最著名的復制品要數五代時期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由榮寶齋1959年籌劃、1979年完成，制作歷時8年，雕刻木板1667塊，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與原畫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貴顏料，標志雕版印刷術發展到了巔峰。它只印了30部。上海朵云軒和天津楊柳青也用木版水印技藝復制書畫作品。如朵云軒1981年復制《蘿軒變古箋譜》，仿古本完全依上海博物館藏本精印，只印300部。不過，津滬兩地的規模均不及榮寶齋。

　　其二，揚州雕版印刷技藝。該類技藝已成功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江蘇南京金陵刻經處、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和四川德格印經院三地的印刷技藝被捆綁為“中國雕版印刷技藝”， 三者均屬于傳統技藝，相似性較大，是國內目前雕版技藝保存最好的3家單位。

　　揚州雕版印刷技藝始于唐代，發展于宋元時期，興盛于清代印刷聯盟。千百年來，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仍保存著傳統的、純手工的雕版印刷技藝，擁有陳義時、陸文彬等一批國家級、市級雕版印刷技藝“非遺”傳人，這批傳人運用傳統工具手工操作，整理、雕刻、出版了一大批珍貴古籍。目前揚州完好保存近30萬片古籍版片。同時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雕版印刷技藝傳習所相繼在揚州成立，有現場表演傳統造紙和雕版印刷的四道工序。揚州廣陵書社也一直保持刻印圖書業務，“原汁原味”地展示與傳承了雕版印刷技藝。

　　而活字印刷術的命運則遠遠不如雕版印刷術。對于北宋布衣畢昇發明的膠泥活字印刷術，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做了詳細記載。但是由于歷史原因，事實上畢昇創制的膠泥活字及其印本并未見流傳。目前，海內外至今尚未發現宋元時期的漢文活字印本。這也使一些國際學者對活字印刷術的起源產生懷疑，有的甚至公然否定印刷術起源于中國。

　　但從20世紀以來，在我國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如今從寧夏的銀川、賀蘭山，一直到甘肅敦煌、新疆西域一線上，發現十幾處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這有力地證明了我國活字印刷術在實踐中不僅成功了，而且很快向西北傳播。除了西夏活字的發現，另外還有回鶻活字的歷史研究成果。作為維吾爾文獻和歷史研究的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雅森·吾守爾博士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了對回鶻文活字印刷術的探索，他的研究為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研究帶來質的突破。雅森·吾守爾經過多年研究，于2000年與西夏研究專家史金波合著出版了《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術研究》一書，成為國內第一部論述研究中國早期活字印刷術及其傳播的專著。

　　2010年4月9日，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客家祖地發現仍然存活于世的古老木活字雕刻印刷技藝，以及木活字30萬枚，其中部分來自清朝，其他大部分屬于20世紀80年代。村中幾位民間藝匠均能熟練掌握木活字制作的反字毛筆書寫、刻制、揀字、排版、校對、印刷、裝幀等印刷技藝，至今仍使用木活字為當地人印制族譜。木活字印刷幾乎已經絕跡，僅浙江瑞安曾有發現，但木活字數目遠不及此次發現。福建寧化留存的珍貴瀕危的活態木活字印刷術，堪稱是中國乃至世界印刷術的活化石。

　　印刷文化遺產保護：亟待加強的文化工程

　　對我國印刷文化遺產的保護，是一個亟待加強的系統性文化工程。總結起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在無紙印刷流行，紙媒呈現弱勢的背景下，文化管理者應充分認識到印刷文化遺產保護對于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從國家和政府層面制定保護政策和措施。其次，印刷史及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術界應加強研究和發掘，期待有新的實物發現以利于實證研究。同時，要多與國外交流和宣傳，充分顯示印刷文明古國的學術研究能力和文化傳承實力。再次，博物館和圖書館等文化公益部門要在保護印刷文化遺產方面繼續發揮主體作用和創新功能，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兩個方面分別提出科學的保護框架措施，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加強印刷文化遺產保護人才隊伍建設，促進古籍工作的科學化。要爭取在大學里培養古籍修復保護人才，提高古籍修復保護人才的培養層次，對古籍館員進行古籍修復和保護方面的教育，這樣可以形成有意識地、科學地保護古籍的氛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則是要培養全社會的印刷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和氛圍，加強科普宣傳教育，增強民族文化傳統自信心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