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可能，最終進入中國商業史的不僅有李國慶和俞渝創辦的當當網，還有李國慶的二、孤獨與特立獨行。關于李國慶的這種冒昧地揣測，李不會生氣。如果老提老說“二”這個標簽，想必，他心里在說，瞧瞧你們，為什么要選擇充滿矛盾和糾結的生活呢？！活著就為了個痛快勁兒，直截了當，哪那么多放不下啊。要像一把刀啊。§2011年4月1日，當當網停止在百度廣告投放。李國慶在微博上稱，節省下的費用將用于提升服務和降價促銷，并愿意資助相關機構起訴百度文庫侵權。這事本不二。可李告訴我說，前些時候，在王菲北京演唱會上，他看見百度李彥宏(專欄)，未及寒暄，張口說道，“我說彥宏啊，”他竟然用一種不太擅長的、類似領導人的語氣說，“這個百度文庫侵權的問題，我是站在侯小強(盛大文學CEO)立場上的，是反對你的啊。”李彥宏“嘿嘿”一笑。
總掃別人興致，李越發孤立。前段時間，支付寶高管白鴉在微博設賭局。“他還賭我人生遭遇不測！”李國慶笑著說，“我不怕對我個人的人身攻擊啊。”他立刻表現出不怕事兒鬧大的壞笑，說，“喲，做飯，我只會煮餃子。對了，先水開還是先放餃子來著？”奇虎360董事長周鴻發短信：你還不震他們一下！？李回說，你別挑事了。
打賭這事沒讓李國慶沮喪。讓他氣的是之前和大摩女論戰。他認為，像投行這事，如果不說的話，100％的創業者會受欺負，說出來了受欺負率可能有99.9％，他就感覺這樣做有功勞。有點兒夢幻般的英雄主義，可英雄注定要寂寞。
“你看我微博，原來一幫著名企業家，互相加的，我現在都給他們刪了，他們都不站出來挺我。這幫膽小鬼。”李曾點名問：“誰誰誰你也太裝孫子了。他說他沒法公開頂我。我說怎么不能公開啊，不就是剛過門的女婿想介紹到投行工作嗎？你真慫。”
“我真是很孤獨的。”李說。
李國慶的微博前后有某種變化與不同。不了解他的人看到他早期的微博，認為他試圖用一種嘩眾取寵的方式換來尊重。豈料不得，更有意為之。這是他長期處于壓抑之中的結果。后來，在多數情況下，他的微博語言缺少裝腔作勢、半推半就，大尺度地說出現實反而更像一個圈套，引旁觀者進入一個尷尬的境地。了解他的人，羨慕他有講真話的底氣、本領，但也會暗地里罵他臭顯擺；討厭他的人認為他嘩眾取寵，像馬戲團里的小丑。也有人說，李國慶就是企業家里的農民。“有的時候，別人會把我們兩個人放在一塊去罵。真軸啊，農民。”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微博)說，“論直率和說話的沖勁兒的，他比我走得更遠。”
李國慶是60后。“這一群人老想著‘達則兼濟天下’。用馮侖(微博專欄)的話是老想當偉人。平添了幾多的煩惱。”李說。他的同事經常勸他，別操心了。多年以來，李經常一本正經地向人請教，“一部分先富是對的，貧富差距我也是認可的。可我總也感覺，這么多年不是讓更多的人享受了改革的成果。物價，通脹，人們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好像慢了。這是不是我們要的改革目標啊。”
有一回，李向周其仁(專欄)教授熱情發問。周說，你們60年代的企業家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李國慶點頭直說是、是。“這個時代挺幸運的。”他又說，“可還是一無所有的心態。”
在俞渝眼里，李國慶就是欠修理的人。“就應該讓你去美國刷幾年盤子，你就不這樣了。”俞渝對他說。
李國慶開車很猛，歇斯底里地轉動著方向盤，愛踩剎車、油門。這跟李的性格相符，急脾氣急性子、不顧忌旁人。都說，自從去年12月8日當當網紐交所上市，他變得突然高調了。也不全對。在互聯網界，李國慶一向如此。尤其喜歡和凡客誠品的陳年隔空斗嘴，李稱陳為“陳半折”，凈說大話。陳也毫不留情面地回擊。
“在公眾場合，我以前偏低調，人微言輕，說話別人也不重視你。上市是一個里程碑，可以站出來說話了，別人也不會認為你嘩眾取寵。”李說。
嘩眾取寵，李很少用這個詞點評過往的自己。
1972年，8歲的李國慶上小學一年級。白天，父親母親被批斗；到了晚上，父親母親在學習班上課。大雜院里剩下一群生活沒有著落的孩子。一天，李國慶二姐不小心將針別在了領袖的畫像上。少年李國慶發現后，跑到管片兒派出所，告發了姐姐。片警莫名其妙，他卻說道：“她這落后思想必須批判。” “這段可別寫。”李要求。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人情凋敝，已身不由己。
少年李國慶并非冷血沒有同情心。70年代的北京大雜院，每家每戶都有要去下鄉插隊的叔叔阿姨。他們每年只能回來一次，走時家里抱頭痛哭。上小學二年級的李對媽媽說，我以后要當市長，讓他們全都回來。李媽媽以為這是一句傻話，不曾想，李真的認為他能改變別人的命運。他幫助后進生，給他們講課、跟他們一起做作業。“哎，有的也沒幫成，槍斃了。”他沮喪地說。
李在家里排行老，是老幺，上面有四個姐姐一個哥哥。大一歲半的兄長在外面跟別人打架，李國慶看到，從來不向著哥哥。每每這樣，李媽媽把他叫到一個房間，門關起來，指著少年李國慶說：“跟你爸一樣傻。”
家人縱容之下，“干傻事、冒傻氣”成了李國慶經常性行為。許多人告誡他“摟著點兒”，李聽這話聽得耳朵里長滿了厚厚的繭子。可，一點兒沒變。他認為這么做才是真正的模范。看吧，家里滿墻的獎狀就是力證。用他現在的話說，這是程序正義、結果正義。
1981年，“零缺點”、“三好學生”李國慶從北京經緯路中學初中畢業，考入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忘記交待一個細節，自小李國慶的顴骨一邊高一邊低，臉歪。這也是他獲得李家更多的包容、原諒，甚至溺愛的重要原因。
據北師大二附中校長辦公室一位年紀大的老師回憶，她第一次見到李國慶時，心說，喲，這孩子……不過，學校沒有因為這個歧視他。青春期里，李國慶有些自卑，更多的是反叛。他要脫穎而出。“我喜歡上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朵夫，開始對一些主流價值觀不認同。”他說道。高二時，能言善辯的李國慶成為學生會主席。
李國慶并不是北師大的子弟生。“我覺得他們(子弟生)特別的獨立、自我。”李回憶。當時，清史專家龔書鐸的兒子和李國慶一個年級。有一年，他的兒子歷史考了19分。“他物理化學極其優秀。”李回憶，“我們覺得特不可思議，清史專家的兒子啊，可人家覺得挺好。”
李國慶學著找“自我”。那時候，全校師生都對學校食堂頗有意見。李國慶帶頭，組織全校學生罷飯，跟負責食堂的副校長對話。“他那一屆最突出，許多老師都跟著一起反對難吃的大鍋飯，都提意見。”上述老師回憶。
為此，李國慶寫了人生第一份檢查，書面不行，還在全校廣播。也因為這個，曾獲“北京市新長征青年突擊手”的李并沒有在高中時入黨。
1983年，高三的李國慶還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口才好，邏輯強，當律師？后來，他看到，北京大學新開了社會學系。“社會學，就是改造社會。”李毫不猶豫地報了這個有野心的專業。結果，如愿以償。
“新生報到那天，大部分北京的考生都知道有個李國慶，尤其是師大一附中，師大二附中，師大系統的更熟。他是那種跟誰都不見外的人，跟誰都能搭上訕。”李國慶的大學同學，尊寶音響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小冬說。
表面上，李國慶十分沉醉于大學時代。事實是，這是他糾結人生的開始。
那時的李國慶更加喜歡、擅長挑戰權威。“一上學，我們對中文課很有意見。怎么跟我們高中講的一樣啊。”李國慶跟北大一位系領導抱怨，“她說，把這課取消了啊。她還說，這點事還不容易啊。先找系主任開會、再罷課。你們三次不上課，他就得把這課取消了。”
李國慶照做，得逞。
李國慶積極地表明才干。大三時，他當上了學生會副主席，學代會會長。當時的北大每月一次學生提案，對學校各方面提意見。學校書記和校長都在，然后讓各個處接受學生質詢，回答問題時，每個人不能超過5分鐘。李國慶是主持人。保衛處、房產處、教務處處長們都想利用校長和書記在的時候表現。李才不管呢。“到五分鐘，我就讓他們下去，不下去的我就給他們拽下來。”李樂呵呵地說。
有一次，學生向學校反映，北大一萬多名學生騎自行車，校園只有6個打氣的氣筒，還老壞。后勤處長說，修了還壞索性不修了。李國慶說，你就要保證學生隨時用隨時是好的。最讓李國慶津津樂道的還是和食堂鬧。他把高中的經驗平移到大學，并進行了局部創新。他設計獎勵方式，學生們的飯票有10％帶“獎”字。“七個食堂里，你們覺得哪個食堂好，就把帶獎字的飯票花在哪。”他說道，“當時有效。”
后來，李國慶發現，一萬多人七個食堂，一個食堂要接待兩千多人，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后來，哪個食堂伙食差，李國慶讓其他的食堂做好的飯，一車車地推出來在差評的食堂門口賣。還不行，學生會組織在差評食堂門口賣方便面。
“我那個時候把我自己都當成校領導了。”李說道，“哪的電線桿子該修沒修，黑燈瞎火，我就直接打一個電話。還不是我打，先讓秘書撥好電話，我再拿過來。我說，我是李國慶，三天內必須把這兩個電線桿子路燈給我安好，安不好咱們下個月質詢會見。”
那是李國慶最為膨脹的時期。
19歲就和李國慶成為好朋友的楊小冬并不知道朋友天天在折騰什么。他只知道，這個朋友是要走仕途的。和李一樣，楊小冬的臉左右也有點不平衡。“上大學的時候，我會在這方面缺乏自信，他是影響我最多的一個朋友。他跟我一樣先天臉不平，但他從來不會在乎這事。”
李國慶哪有時間跟朋友同病相憐，發感慨，早出去挑刺兒了。80年代的北大校園地處蠻荒之郊，經常有學生在校園里挨揍。有一回，看李不順眼的人勾結校外的搗亂分子威脅恐嚇他。他掏出學生證，振振有詞道：“我是北大學代會會長，請你們要考慮后果。”對方說：“我們打的就是你。”
第二天，李找到學校派出所。“為什么學生老挨打”，“你們是干什么的”。最后，經學校同意，學生會組織了學生自衛隊，一人發一個大木棒。“我記得川軍東北軍最勇敢。”李笑著說。有一次，學生自衛隊跟社會上的“壞蛋組織”對抗。結果，北京市公安局來了一百多輛摩托車，保護著學生怕鬧出事件。
時任北大校長丁石孫評價道，李國慶是能鬧，但都是正統地鬧。李回憶起這些，沉浸其中，樂不思蜀。事實是，并不全是如此快意江湖——李國慶所說的秘書，與其說是助手，倒不如說，是來監督他的；最不能理解的是，一位學生會副主席、學代會會長在大學時期并沒有入黨。
“在大學時，他是一個很極端的，很有爭議的一個人。因此沒能入黨。”李國慶一位大學同學回憶。
在這位同學看來，入黨不成對他打擊很大。“大學畢業，我們班只有三個還是團員的，他就是其中一個。”這位同學說，“我都入了黨，卻沒有他。我對他說，開始時，你應該做惡人，然后改邪歸正就好了。你老也不瞻前顧后地做好人好事，這些事最終人家要先了解你的動機再去理解事情本身。”
多年后，此番話，這位同學送給了商人李國慶。
說起這段往事，李國慶抽了一根煙。
在同學眼里，李國慶是怪人。一方面，他參加學生會、學代會這些組織；另一方面，他又不太忠誠于這些組織。他經常會冒出點跟主流意見不一樣的觀點。然后再平衡于兩者之間。“他自恃甚高，渾身上下優越感。”他的同學說道。
李并非出身名門。1949年之前，李的父親在新疆、陜西一帶做貿易，還專門有一間經營絲綢布匹的貿易公司。“以后就公私合營了。”李說。
文革時，父親被定為特務嫌疑分子、反革命和投機倒把。后來，李國慶才知道，父親接觸的是自稱“新疆王”盛世才周圍的人。他廣交朋友，跟各路人士都能相處又有生意往來。等父親回到北京，李國慶已經上中學了。好多人找到李父，說，一起做生意。但是，李父一考慮六個孩子思想要求進步，他就拒絕了。
不過，誰也沒有想到，父親還是惹上三大罪狀，這些影響了李國慶的進步。
接近畢業時，學校總務長想讓李留校，而總務長是化學系教授。“我干你那個干什么，也干不了啊。”李拒絕了。
1987年開始，長達四年的時間，李國慶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直到1999年，和俞渝創辦當當網。
很長時間，李國慶搞清楚了一件事，自己做不了B2B企業。而在微博上不肯出面挺自己的企業家，也是因為所干的行當不一樣。他說：“他們也很郁悶。有自覺的人仍然欣賞我，沒自覺的人、已經麻木的人就會唾棄我。”
為了保留自己的獨立人格，他要求自己只懂消費者，對消費者的行為有洞察就夠了。李的一位師兄走上仕途。李一本正經地沒完沒了地提醒他，既然選擇了當官就別想著發財。“一次，他對我說，你也不來看我，很寂寞。我說你就寂寞著吧。你還會痛苦。”李說道。和這些人相處，李國慶的原則是，再好也不能找他們辦事。有官員找到他，他回道：“你們也別找我跟我這兒賺錢。如果哪天中紀委找我談話，不用問，我什么都說。我都交待了。”
李說：“我就這么干干凈凈的，得了。”
剛創業時，一位官員在李國慶的地下室說，你這叫什么玩意兒啊。10年后，再見李國慶，他說，你這個路子是對的，安全啊。這時李得意洋洋，如同打了勝仗一樣。不過，有時李國慶也想，如果回到10多年前，自己應該選擇另外一條路，不用通過商業去影響更多的人。“當教授、研究人員，做學問也行。”他說道。
1996年，認識俞渝后，兩人創辦當當網。從那時起，只有俞渝和當當網是劃等號的。上市之前，俞渝和李國慶都是當當網的聯合總裁。作為不安定分子，在董事會里李國慶的信任指數遠低俞渝。這和大學時期有秘書看管一樣，“縱然有更大的使命感，還是一只小小鳥。”2008年，李國慶在一期《波士堂》節目里感慨。
決定上市之時，俞渝成為執行董事長，李國慶“轉正”為總裁。更像紐約人的李可以痛快地表達了。可“渾不吝”的北京大男人必然容易傷害別人和受到傷害。誰管他是簡單無惡意呢。
李國慶也知道這事，比如說，淘寶打假，反對百度侵權。“我批評這些事的時候，因為它在這個行業占了60％以上。就像誰一批評網上賣書有什么問題，一定是當當網的問題，因為當當網占了60％。”他說，“我是被迫批評他們的。我尊敬一些不是靠政府尋租，是靠自身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創造財富的人。”“可是，他們一走向事實壟斷，我覺得他們境界不高了，可以一直創新啊。我對他們產生了新的思考。”李說。
俞渝并不完全認同李國慶的做法。她堅持“獨善其身”的做派。“她不喜歡跟人沖突。她希望小日子過得很平滑，沒必要去批評別人。”李國慶這樣評價俞渝。兩人也經常因為這個起爭執，為此，李經常把俞渝氣哭。
更多的時候，李很聽俞渝的話。沒結婚前，俞渝對李國慶說，亞洲男人因為不喜歡鍛煉，沒有胸肌，到了30多歲后，很容易“啤酒肚”。“我堅持鍛煉身體，每天只吃七分飽。”李說。
他們倆有許多相同的興趣愛好。比如說都喜歡滑雪，都喜歡從雪道上俯沖下來速度幾近失控再收放自如的感覺。他們樂于過省吃儉用的生活。“我老逗她，美國中產階級價值觀。”李說。連朋友楊小冬都看不下去了，每次去他們家都感慨，“該換個大house了。”
陳年反擊李國慶也是嘲笑其過苦日子都成慣性了。在去年派代網年會上，陳年說，中國B2C的確走過了非常艱難的路程，而李國慶是一個非常好的見證者。中國B2C在2007年之前走的都是非常艱難困苦的路。“我在卓越，2003年、2004年的確是迫于無奈，股東也好，整個公司的經營、增長也好，感覺到捉襟見肘，所以才會賣給亞馬遜。國慶過慣苦日子了，他不相信好日子，這是國慶懷疑一切的原因。”“他們倆都掐了十多年了。私下里也是朋友。”派代網李成東說。
在許多同行眼里，李國慶是勇敢的，而俞渝是堅強的。俞渝不在乎這些調侃，她堅持將美國中產階級的低成本價值觀運用到公司運營管理實踐中。她認為，這是一種意識、一種習慣，不能虛榮。“當當不像某些公司到處都是廣告。我更愿意把那個錢用在包裝箱上，更為結實，適合長途運輸。我們更愿意給物流工人漲薪。”今年，當當網員工會增加到3000人左右，其中物流員工大約為一半以上。“誰都愿意過好日子。”俞渝說道。
最近，俞渝總是喊著要從東四十條的第五廣場搬走。她嫌那比安定門的辦公場所貴了。“物業費每平米4.6元。旁邊那個樓盤是6.7元，可我感覺還是貴。”她說。
說得再多，他們最大的共同點還是要辦一家讓人舒服的網上百貨公司。
那是一段愉快而甜蜜的回憶。華爾街回國的俞渝和更像紐約人的李一邊談著戀愛，一邊下定決心，要辦就辦一家作風正派、有知識分子味兒的公司。
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時，李國慶研究過匈牙利早期的工人合作組織。他對許多人持有期權特別迷戀，他相信，更多的人有超額的回報，才有超額的付出，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因此，和許多互聯網公司一樣，當當網很早就引入了期權激勵機制，并每年增發新的期權。從2008年開始，當當網還首次允許老員工兌現一部分內部股權，由公司進行回購。按照當當網在招股說明書中披露的信息，其普通員工(不含高管)擁有1562萬股普通股，約合312.4萬股ADS，按照每股30美元計算，這部分期權的價值接近1億美元。除期權之外，當當網的部分員工及離職員工還擁有公司227萬原始普通股，按照上市當日的收盤價也價值1358萬美元，由俞渝代持。
“國慶和俞渝不僅把股份分給了若干個前女友，我也有，叫親友股。”楊小冬說。
管理是一種體驗。李國慶經常坐地鐵上下班，不同線路地鐵的高峰低谷時間，他很門清。“晚上6點半以后，地鐵二號線是有空位的。”他說。根據交通狀況和更為細節性的情況，他在公司實行彈性工作制，甚至建議每個員工每周有1天在家工作。“為什么不可以呢？”李游說人事部，“環保不說，又不會給北京交通添堵。”
有一回，李國慶發現，公司給一些農村來的物流工人只交兩險一金。他問人事，為什么？“因為他們是農村來的，是農村戶口，按國家法律就不能享受像咱們城里人的五險一金。”李半晌沒說話。有時，他見到一位快遞員背著兩個大麻袋在大廈里轉不出去，他扛起一個麻袋，帶他走出“水泥森林”。
李國慶更喜歡自己賦予自己使命與責任。當當網創辦初期，李國慶十分明確地告訴當當網董事會和一部分高管：“每個人追求不一樣，企業價值最大化不是我李國慶的使命。”聽者疑惑。
很早之前，李國慶迷戀歐文。“不一樣的是，我反對平均主義，特別強調貢獻大小，拉開貧富，拉開收入差距，這是推動公司發展的動力。”李說。
當當網也是李國慶的一個實驗品。他想得到的結果是，一個照章納稅、中規中矩的公司，在大環境中能不能生存、發展和壯大。“這個已經證明了。”李說，“有一天董事會不認可我的經營管理，多數股東也不認可了，那我就再辦一個公司去，我相信更加爐火純青。”
這個實驗品并不是李的“兒子”。可他像舊式大家族里的族長一樣苛責它。兩廂比較一下：李國慶的兒子上小學時，李對他說，中等生就行。等到孩子上初中時，他對兒子說，中上等生就可以了。但是，對當當網，李國慶要求必須是“優等生”，品學兼優——價格低不能以犧牲品質為代價，真品低價，以假貨價賣正貨；還要注重客戶體驗。
當當網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買手團隊。“買手團隊是最難培育的。購物中心之所以能夠打敗百貨公司就是這樣。本來國外的零售業進軍中國都是買手團隊，有選品隊伍、采購隊伍等，本來他們能成功。結果呢，進入中國這十年，跟著國內的零售業都學會了代銷，要進店費，品牌商將這部分加到進價里，結果并沒有給顧客創造低價。這是所有跨國公司自己也玩不起來，并沒有給顧客創造低價的原因。”當當網一位專業人士稱。
決定擴大產品品類后，李國慶團隊曾用很長一段時間厘清商業模式。最后，他們決定做網上百貨公司，為客戶精選商品，包括精選優質商家，方法是1+3——對聯營商戶的品類選擇、定價策略也會進行控制。自營和聯營的百貨品類沒有上限限制，但選擇品類有一定的原則；聯營商品很多也是當當在配送，只是不入當當的庫房，未來會采取聯營入庫方式，以便于整體改善服務質量。“通過不斷強化買手團隊，當當在自營的百貨品類上可以做到和圖書一樣的控制力。就像我們八年前所說的圖書音像正版貨、盜版價一樣，我們在日用百貨上要做到正貨假貨價。”上述高管稱。
本文截稿時，李國慶正在微博上為“百度文庫侵權門”一事出謀劃策。許多人認為他回歸理性了。事實是，李國慶從來未發生真正的變化。他自小就有自己堅定的立場。即使47歲了，也不要指望變化。不管他打扮成什么模樣——有時候是一只憤怒的小鳥，有時候像醫人醫己的啄木鳥，還有時候是鬧喳喳的喜鵲，但都是小小鳥。
